沉默的巨轮：为何大国总在历史拐点“选择性失明”？

历史常常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悖论：那些拥有最庞大资源、最严密组织、最辉煌过往的超级大国，往往在最关键的命运节点上，做出了最荒谬的选择。

从三百年前康乾盛世对蒸汽机的漠视，到六年前新冠疫情初期对一线医护呐喊的迟滞，再到当下人工智能浪潮中对创业者真实困境的忽略，这种“选择性失明”并非偶然的失误，而是一种深植于大国治理逻辑中的结构性顽疾。当巨轮转向时，掌舵者往往听不见底舱的警报，因为他们太迷恋甲板上的风景。

一、1793 年的傲慢：当“稳定”压倒了“未来”

将时钟拨回 18 世纪末。彼时的清朝，正处于“康乾盛世”的顶峰，GDP 占据全球三分之一，版图辽阔，四海臣服。然而，正是这份巨大的成功，成为了帝国最沉重的包袱。

1793 年，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带着蒸汽机模型、新式火炮和织布机来到北京，试图打开贸易与技术交流的大门。这本是中华文明搭上工业革命列车的最后一次绝佳机会。然而，乾隆皇帝那句著名的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”，不仅是一句外交辞令，更是整个统治阶层内心真实的写照。

为什么清朝会错过？核心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社会稳定性的过度追求，导致了对科学技术的系统性排斥。

在康熙和乾隆眼中，西方技术是“奇技淫巧”，更可怕的是，它们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源头。火器被严格管控，以防民间造反；开矿被严令禁止，以防聚众生事；对外贸易被层层限制，以防思想渗透。统治者并非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——康熙本人就精通几何与天文，但他将这些知识视为“帝王之术”，严禁民间传播。

大国的第一个错误逻辑出现了：为了维护当下的绝对稳定（皇权安全），不惜牺牲未来的发展潜能（技术革命）。 在这种逻辑下，任何可能打破现有权力结构的新事物，无论其潜力多大，都会被视为威胁而被扼杀。于是，当瓦特改良蒸汽机时，东方的巨人选择了闭上眼睛，亲手关上了通往现代文明的大门。

二、2020 年的失语：科层制的“过滤”与一线的呐喊

历史的悲剧并未随帝制终结而消散，它以另一种形式在现代公共卫生危机中重演。

2020 年初，新冠疫情突袭。在病毒爆发的最初窗口期，武汉一线的临床医生们凭借职业敏感，发出了最早的预警。李文亮医生的吹哨，以及众多医护人员在微信群、内部报告中的焦急呼喊，本应是阻断疫情蔓延的关键“战机”。

然而，这些来自最前线的真实声音，在上传至决策中枢的过程中，遭遇了无形的“过滤”。在一个庞大的科层制体系中，信息的传递往往遵循着“报喜不报忧”的潜规则。地方官员出于维稳考量，倾向于淡化风险；上级部门由于缺乏专业判断或过度依赖行政流程，未能及时识别危机的严重性。

正如后来复盘所指出的，我们错失了几个关键的“战机”。当专家还在争论“人传人”的确切证据时，病毒已经完成了社区传播。直到钟南山院士赴京确认“人传人”，国家的防控机器才真正全速运转。

大国的第二个错误逻辑浮现了：层级森严的治理结构导致了信息失真。 在大国体制下，决策者往往远离现场，依赖层层汇报的数据和经过修饰的简报。一线人员基于常识和专业直觉的呐喊，容易被视为“杂音”甚至“不稳定因素”而被压制。这种机制性的迟钝，使得大国在面对突发危机时，反应速度往往慢于其体量应有的水平。

三、2026 年的隐忧：严苛环境下的原创窒息——创业者的孤鸣

时光流转至今日，2026 年。人类正站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深水区——人工智能。中国作为追赶者和并跑者，投入了海量资源建设算力中心、大模型基地。表面上看，AI 产业如火如荼，资本疯狂涌入。

然而，在这片看似繁荣的表象下，一线人工智能创业者的生存空间却正在被急剧压缩，他们的声音不再是微弱的焦虑，而是绝望的呐喊。

他们面临的不再是简单的资金短缺，而是政策环境的极度严苛与投资逻辑的彻底短视。

• 容错率归零的监管高压： 当前的政策导向对 AI 创业的支持力度看似巨大，实则伴随着极高的合规门槛和极低的容忍度。生成式内容的每一次迭代都面临着繁琐的备案与审查，稍有不慎便面临下架整改甚至关停的风险。这种“带着镣铐跳舞”的环境，迫使创业者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合规自证上，而非技术突破。对于需要快速试错、高频迭代的 AI 应用而言，这种零容错的监管逻辑无异于扼杀创新的源头活水。
• “伪创新”的狂欢与“真原创”的寒冬： 投资资金的流向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扭曲。资本和政策红利几乎全部涌向了那些能够快速套用开源模型、进行微调包装的“应用层快餐”，或是盲目堆砌算力的基建项目。相反，对于那些致力于底层架构革新、原创算法突破、长周期基础研究的创业者，资金支持几乎为零。
  • 投资人不再愿意等待“从 0 到 1”的漫长孵化，他们要求的是“从 1 到 100”的即时变现。
  • 任何无法在短期内通过流量验证或商业闭环的原创技术，都被视为“高风险”而遭到冷遇。
  • 真正的原创者发现，他们不仅拿不到钱，甚至在立项之初就会因为“缺乏对标案例”或“技术路线过于超前”而被评审机制直接否决。

大国的第三个错误逻辑在此刻暴露无遗：用行政化的考核指标扼杀了非线性的原创生机。

在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思维惯性下，决策层习惯于设定明确的 KPI（如算力规模、模型参数、落地场景数量），并以此分配资源。这种线性思维完全无法适配 AI 技术爆炸式、非线性的演进规律。

• 政策制定者更关注宏大的“卡脖子”清单是否勾选，却忽略了微观层面原创土壤的盐碱化。
• 资本巨头在政策的指挥棒下，热衷于构建封闭的生态壁垒，通过收购和复制迅速垄断赛道，让独立原创者无路可走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荒诞的景象：国家在宏观层面高喊“原始创新”，但在微观执行层面，所有支持都流向了模仿者，所有宽容都留给了套利者，而真正的原创者却在严苛的监管和冷漠的资本中孤立无援，被迫沉默或出走。

这种对原创技术的系统性不支持，以及对创业试错的极低容忍度，正在重演历史的悲剧：当整个国家都在为“算力自主”的盛世幻象欢呼时，那些可能引领下一个时代的真正火种，却因为缺乏氧气而悄然熄灭。大国再次在关键时刻，选择了看似稳妥的“跟随策略”，却亲手葬送了领跑未来的可能性。

四、结语：打破“成功的诅咒”

为什么大国总是在最关键节点做错选择？

归根结底，是因为规模带来了惯性，权力滋生了傲慢，稳定压倒了变革。

• 清朝输在将“皇权稳定”置于“国家进化”之上；
• 抗疫初期困于科层制的信息阻滞，让“行政逻辑”凌驾于“专业逻辑”；
• AI 时代则被“战略意志”遮蔽了“市场真相”。

历史学家蒋廷黻曾问：“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决定国家的兴亡。”今天，这个问题依然振聋发聩。一个大国的真正强大，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资源，而在于它是否具备自我纠错的能力。

要避免重蹈覆辙，大国必须学会倾听： 倾听那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技术探索，因为它们将会是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火花； 倾听那些来自一线的真实呐喊，因为那是危机来临前的最后一道防线； 倾听那些来自困局与风险的冷峻提醒，因为盲目自信往往是衰落的开始。

只有当决策者走下高台，打破信息的茧房，尊重常识，敬畏专业，包容异见，这艘巨轮才能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，避开暗礁，驶向真正的未来。否则，无论版图多么辽阔，无论数据多么辉煌，我们都可能只是在重复那个“错失列车”的古老故事。